香港、中國大陸、倫敦 90個「他」的故事：江紹祺《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

本月初，香港法院裁定了一樁關於同性伴侶的配偶簽證權問題：一對持有結婚證的英國同性戀者申請在港居住簽證，終審法院裁決同性伴侶擁有獲得配偶簽證的權利。這一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同性戀權利的維護及發展。同時，報導稱銀行和律所正推動著這類認可以吸引頂尖人才。然而，此次裁定並不意味著香港官方支持同性婚姻。

那麼，香港的同志運動目前如何？同為「同志」的「他」們，有着怎樣不同的人生？

頂尖人才？中產階級？受教育程度高？年輕時尚？《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展示的真實情況是：在香港，有重視國際視野和炫耀性消費的memba，他們流連於酒吧、夜總會、咖啡屋等同志空間，推動著香港粉紅經濟的發展；在倫敦，有被女性化的離散「金童」，他們更傾向於與白人建立伴侶關係；在中國，則有成功融入城市文化的「同志」和「低素質」的money boy。

從這本書中，你將看到多元、豐富、充滿理性與趣味的跨地域研究。同時，它也將打破你對同志圈傳統、固有的想像，為你展示一個全球性同志文化的跨國流動。

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

江紹祺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新書

香港、中國大陸、倫敦  90個「他」的故事
跨地域審視華人男同志性公民權產生過程

本書是第一本以「性公民權」的視角，分析當代華人社會與全球文化下，華人男同志在身份、慾望與性別氣質方面的社會學著作。其核心材料是作者1996至2008年間進行的大規模民族誌實地考察，當中包括九十個來自香港、倫敦與中國大陸的生命故事。

本書主張，浮現於三地的男同志身份——無論是奉行耀眼消費主義的香港memba、大陸都巿的同志與money boy，抑或是倫敦的女性化金童——均受到全球與在地酷兒文化的跨國浪潮影響。透過拒斥全球同質化與在地本質化的既有預設，本書對於華人男同志的「性別」（gender）與「性」（sexuality）提出開創性的見解，同時就跨國華人性身份、慾望與實踐建立了「酷兒混雜性」的新理論範式。

作者介紹

江紹祺

(Travis S. K. Kong)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媒體、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課程主任。長期從事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透過分析及檢討西方社會學當代理論，研究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同性戀、性產業以及性文化等社會現象，從而探究華人的性、性別、慾望、身份認同及親密關係等議題，得出更符合本土情況的論述。主要著作有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與《男男正傳: 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

學者推薦

“通過深入的訪問、生動的個案陳述和尖銳的理論分析，江紹祺呈現了華人男同志在中、港、英三個不同地方如何「被製造」和「自我製造」性公民權。在他的分析角度中，權力並非單一中心，而是以「分散式霸權」的形式出現。所以他特別能夠更細微地體察與揭示個人如何在制度、群體之間找尋空間。”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在婚姻平權與反撲論述都日益全球化的當下，跨地域的觀點是同志研究的重要導航。本書呈現性、主體與權力的多重樣貌，不僅涉及地理的移動與界線的穿越，也彰顯文化的翻譯、結構的轉變，非常值得閱讀。”

——藍佩嘉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目錄

序 言 

前 言  從混雜的情 / 色經驗探索全球性的親密公民權 Ken Plummer 

導 論  周遊列國的身體 
第一章 超越西方視角:華人男同性戀之研究 

香 港

引 言 

第二章 同志們，準備好了吧 ？！性公民權和同志運動 

第三章 自己人 Only：Memba、陽剛崇拜與消費公民權 

第四章 萬事不離家：親密公民權和家庭生命政治  

倫 敦

第五章 酷兒離散:移居倫敦的香港男同志 

中國大陸

引 言 
第六章 新新中國，新新同志 
第七章 漂泊的人生:酷兒世界裏的性與工作 

結 語  跨越國界的華人男同性戀與公民權 

附錄一 方法論

附錄二 受訪者資料

注釋

參考文獻及其他資料

索引

本書序言節選

在全球性的學術研究裏，「性」（sexuality）作為社會學一門專科範疇乃始於1960年代，而相關的研究在中國和香港則延至1980年代末期才出現。至於本人就在1990年代中期投身於這個一直被學術界忽略且被社會大眾視為禁忌的學科，務求將華人的「性」研究引入國際性的學術討論之中。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我嘗試批判性地透過當代社會理論來理解現今華人社會中性身份、男性化、身體和親密關係等方面的討論。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挑戰西方理論置於非西方（華人）社會的可能性，並希望與其他研究人類之「性」的學科進行對話。因此，我將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為新興的亞洲酷兒研究，旨在了解西方、本土和地區之間交織的知識系統，如何塑造亞洲區內有關「性」方面的經驗、身份、慾望及親密關係。

在這個五花八門的研究範疇裏，我的切入點是男同性戀的相關討論，包括性身份的形成和出櫃政治（Kong 2000）、跨種族的男同志關係（Kong 2002）、同性親密關係（Kong 2009）、電影中的同志形象再現（Kong 2005）、階層化的男同志社群和政治（Kong 2004），以及與愛滋病病毒或愛滋病（HIV/AIDS）相關的社會和文化含意的討論（Wong et al. 2006; Wong and Kong 2007）。ChineseMale Homosexualities（2011）是本人十多年來對於香港、倫敦和中國大陸男同志在身份、親密關係和性公民權方面的著作的整理和思考的成果，取材自華人男同志的生活經驗，來審視在「性」全球化下的性公民權，並透過Foucault有關生命政治、治理性、自我技術和權力／抵抗模型的觀點，呈現華人男同志在上述三個地區的性公民製造過程，尤其在「分散式霸權」（例如父權制度、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世界主義、異性戀規範性和男性化霸權等）底下，他們如何在制度、社群和個人層面之間周旋。其中，我對男同志性公民權的「被製造」和「自我製造」的雙重過程尤感興趣，希望藉此了解他們如何創造出對抗着性論述和行為的「反公共空間」。

本書中，我透過五大有關性公民權的爭論來審視以上這些過程：一、在哪種層面上，以爭取同志政治權利為本的同化政治是複製，還是顛覆了性公民的異性戀取向；二、在哪種層面上，具商業性質的酷兒文化是促進了性權和對社群的歸屬感，還是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如階級、性別、種族、年齡、身形和出生地等方面邊緣化了某些男同志；三、在哪種層面上，「出櫃」模式和男同志另類的親密關係是遵從，還是挑戰了當代華人家庭制度中的異性戀規範性和伴侶關係；四、在哪種層面上，新自由主義對性的規管將性公民權分為「好」與「壞」；最後，在哪種層面上，全球性的酷兒文化成為一種在階級、性別和種族等路線上既整合而又分割的力量。

我的研究方法屬於質性研究，以生命歷史（深入訪談）和民族誌為主要骨幹。在1997年至1998年期間，我在香港和倫敦訪問了34位華人男同志。十年之後的2007年至2008年期間，我再次訪問了當中的三分之一，並新加了26位香港（11人）和廣東（15人）的男同志，即總共60個訪問。此外，在2004年至2005年期間，我亦訪問了30位從事男男性工作的男性，當中14人和16人分別來自北京和上海。這90個訪問代表了華人男同性戀在香港、倫敦和中國大陸三地的個案研究。本書非常有幸得到不少正面評價（例如Ingram 2011; Wong AWC 2011; Wong WWC 2011;Hird 2011; Tang 2012; Wei 2013; Damm 2011; Chiang 2014; Baas 2015）。將這本著作翻譯成中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將我的研究成果與華人讀者分享。但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和限制：一、不論是學術名詞抑或是外國文獻的原文摘錄，要翻譯成顯淺和流暢的中文並非易事，因此在引用某些術語時，我會保留該術語的英語版本以作參照（如異性戀規範性“heteronormativity”、反公共空間“counter-public”、分散式霸權“scattered hegemony”等）。而引述外國文獻時用字亦盡量簡單易明，力求做到行文通順，又不失學術討論的嚴謹精神。二、我知道近年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同志研究方面的學術討論越發成熟、著作甚豐，但由於此書原著以英文讀者為主，當中引述的文獻和學術爭議也大多沿自國際學術界，故與華語文獻的對話相對較少着墨。三、此書的研究對象為居於香港、中國大陸和英國的華人男同志，其他華人社會（如台灣）的男同志故事並未收錄其中。四、我發現周遭的事情確實轉變了不少，當中包括整個世界，香港、倫敦和中國大陸，以及我自己。與其更新每個章節的內容，我更希望保留此書的原狀，畢竟它反映和分析了三地在1997至2008年的情況，因此中譯本並無更新受訪者的故事和分析，只是就相關資料提供最新的數字及現況。所以，在這個序言裏，我會簡略地刻畫出在過去十年之間一些顯著的轉變如何影響華人男同性戀的發展，以及未來發展的新方向，以作補充。我亦同時帶出本人有關華人男同性戀的研究路途如何在十年過後延續下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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